说不怪，是因为他很好相处，当过农民、当过民工、当过土大夫、当过公务员、当过研究员、当过教师、编辑、记者，当过学士、硕士、博士，扶过犁、拿过刀（手术刀）、拿过笔，从东（苏）北小乡村，走过临安、金陵、长安三大古都，最后歇脚在我的小城――郑州（说歇脚，是因为我算定他是“飘泊命”），到哪都断不了朋友，都有烟抽、有酒喝、爱鬼吹、爱神侃。
    说他怪，是因为他至今没学会适应这个世界，适应家的局囿和群的氛围，适应上司和冷眼。对付这一切的办法似乎永远只有一个：走开。这完全是孩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