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斯・贝尔认为，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她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抽身出来，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
　　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具有男性偏见，我们必须更多地帮助女性对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各种不利境况。贝尔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偏见的处理可谓“矫枉过正”。她们过于强调制度体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却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制度体系提升女性权益缺乏洞见，并且使传统学者忽视了女性主义议题的合法化、正当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传统法律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偏见的存在，女性主义者们却错误地将偏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过分关注个人... (展开全部) 　　朱迪斯・贝尔认为，现今的女性主义法学界没能有力地回应女性生活中所面临的严酷现实。她认为，女性主义学者们从主流的智识辩论中抽身出来，反而把自己边缘化了。在本书中，贝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女性主义法学框架――这一框架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女性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重新焕发了女性主义的实用价值。
　　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法律体系具有男性偏见，我们必须更多地帮助女性对抗暴力，克服政治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各种不利境况。贝尔从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一偏见的处理可谓“矫枉过正”。她们过于强调制度体系中不利于女性的那些方面，却对于如何利用这一制度体系提升女性权益缺乏洞见，并且使传统学者忽视了女性主义议题的合法化、正当化。更糟糕的是，原本是传统法律理论的先天性缺陷导致了偏见的存在，女性主义者们却错误地将偏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过分关注个人自由，忽略了个人责任。而贝尔认为，自由主义就建基于个人责任之上，而这一前提也成为男性和男性组织为他们的行为作辩护的有力智识基础。贝尔提到，传统的女性主义路径导致了对诸如“男性与女性的特征性差异”之类的抽象问题无休止的争论，而没能集中力量去解决法律体系中的核心矛盾。因此，她通过对宪法性解释、生育选择和胎儿保护等法律问题的关注，围绕传统理论的三大中心元素――平等、权利和责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女性主义解释体系。贝尔将她的理论称之为“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这一法律进路不仅赋予个体自由以价值，也认识到我们为满足个体诉求――这诉求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可能各不相同――所担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