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和过失儿童为代表的新增处境不利儿童，他们的发展权利保护还没有被《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等相关法律所关注。在社会学的研究中，较少有学者能够把关于处境不利儿童的现实描述提升到法律保护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教育学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在“入学机会均等”等系统内问题上，迫切需要突破学校的微观系统，把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问题与社会保障问题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把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处境不利儿童平等发展权的社会保障研究》可以成为引玉之砖，尝试进行处境不利儿童发展权保障的学科融合研究。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识别我国儿童群体中的处境不利者，并针对其“致贫”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和完善法律保障，变先前儿童政策的“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从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过失儿童人手讨论。平等发展权的实现，不仅是权利行为，同时也是能力行为，无论是个体自身增权、交往增权还是社会参与发展，学校和家庭都是重要的平台，所以深入研究学校和家庭状况是《处境不利儿童平等发展权的社会保障研究》研究的重点。随迁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现实的路径，是否让子女随迁，需要农民工综合自身城市融入状况、家庭负担状况及城市社会政策支持状况等因素而做出理性的选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专篇规划“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反映了国家已经把以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为主体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范围，开始为“定居”做准备。当前，农民工家庭在城市中的弱势生存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农村的土地、房子和社会关系仍然是他们选择子女随迁的“牵绊”。政府和社会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子女随迁，提升其成功概率，有针对性地降低其选择的不确定性。“两为主”教育政策的执行，促进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人的政策呈现出“同心圆”式的演进样态。随着学校教育状况的改善，一直被教育公平问题遮蔽的、更深层次的家庭整体融入问题浮出水面，随迁子女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开始被认定为跨越教育政策领域的公共政策议题。借鉴布朗芬布伦纳关于人的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对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社会融入的外部系统和宏观系统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认知政策盲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从扶持农民工群体的角度分解政策目标，以跨领域、跨部门政策协同的方式关注农民工融人城市目标的达成，为构建农民工随迁子女生态式城市社会融入政策框架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