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富论》中，斯密曾睿智地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对于斯密的这一论断，主流经济学片面地强调了斯密的自由秩序方面，主张市场的自由调节而反对政府的强制干预。其实，自由主义的理论学说忽略了斯密所强调的市场自由所必要的“正义的法律”的基本前提，这完全是对斯密理论的误解。实际上，市场的自由运行应该以包括财政制度结构在内的公正的法律为前提。在此情况下，财政制度结构在何种意义上是公正的，这是经济学、财政学所需要重点考虑的（其实，《国富论》有关财政收支乃至其他的政府干预行为的分析，都是基于正义性这一主题的）。与此相反，对于斯密理论进行批判而强调政府干预的学者，他们其实并未能如斯密那样去透彻领悟社会秩序得以形成的内在逻辑，尽管他们强调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是，他们不仅忽视了干预所需坚持的正义性原则，同时也忽视了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方式：应该侧重于制度架构，而不应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可以肆意调整的政策操作上。